【AT观点】在地建造网络中的“乡”建实践（by 刘可南）
【AT导读】《建筑技艺》杂志2023年12期以“共愉的风景”为主题，呈现了8组日本青年建筑师的实践与思考，2024年3期作为其姊妹篇，选择8组中国青年建筑师，以“关联”为关键词，试图从事物关联的视角，展现他们在实践中对建筑、人、自然、文化、都市与乡村的重构的探索。本期特邀旭可建筑合伙人、主持建筑师刘可南，以存在于工业体系性建造和民间在地建造的交锋面的“在地建造网络”为线索，回溯旭可建筑在三组具体建造过程中的思考与操作。作为在地建造网络中有作者身份的行动者或协调者，建筑师能够通过调配在地资源的组合关系、寻找在地建造网络同盟等方式，回应当代复杂的城乡建造现实。
引用本文：刘可南. 都是“乡”建——于在地建造网络中[J]. 建筑技艺，2024，30（3）：6-15.
都是“乡”建
——于在地建造网络中
文/刘可南
01
在地建造网络
近十年以来，当我们在乡村做项目时，到处都能看到一些用在地材料和工业材料拼合在一起的建筑。它们的组合方式往往很巧妙，材料之间通过建造所达成的关系，弥补了材料各自的不足，构成了有趣的建筑表达。
在莫干山上皋坞村，有一种在浙北山区非常常见的建筑类型。房子外墙底层是夯土结构，二层用砖头砌筑，而内部是一个完整的木框架系统，柱子、楼板和屋顶都使用了当地的木材（图1）。不同的材料被建造组合在一起，其组合方式克服了材料性能原有的不足，内嵌的木结构体系对外围结构形成横向拉结以确保稳定，而外围结构又能保护内嵌木结构体系不受雨水侵蚀，红砖位于夯土结构之上以便于施工并提高稳定性……
▲图1 莫干山上皋坞村村屋 ©刘可南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房子时，会思考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定义这种组合关系。首先想到的是“混合建造体系”，但是体系（System）一词，似乎已经是一种工业化的、内部自洽的以及追求效率（建造速度和成本）的建造系统的代名词。而这些村屋体现的却是村民基于唾手可得的材料做出的一种开放式材料组合，是一种边界开放的“修补”（Bricolage）[1]关系。这种开放式的在地建造行为，在对地方上材料和工艺的取用过程中发生，更像是基于一个覆盖在一定地区的材料、工艺、物流与人所形成的网络中进行。我们姑且称这样的建造体系为“在地建造网络”。
这样就形成了一组对照概念：1）工业化建造体系——工程师思维的、封闭的技术体系，内部自治、高效；2）在地建造网络——修补匠思维的、开放的网络，根据具体条件吸纳不同材料和体系。
我们的观察是，在当下的广大城乡范围内，工业化建造体系无法代替在地建造网络，反而在被更多地“在地化”和“碎片化”后，成为在地建造网络的一部分，正如上文的例子中所描述的。而如果把时代性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可以想象用一种建造网络的历史层积状态，来描述当下城乡的民间建造现实。这里的假设还非常的粗略：最深层的仍然是稳定的传统民间匠作网络；中间层是1949—1994年趋于稳定的、被在地化的轻工业型材建造网络①；表层是1994年后空间商品化和资本化下形成的、各种定制化工业产品网络随着资本下乡的跨地域投射（图2）。
▲图2 建造网络的层积 ©刘可南
在当下的实践中，我们发现位于中间层的建造网络有很强的泛用性，便宜实惠、无处不在、容易调动，但同时也有一定的技术门槛，这样就能维护在地方上实践的上海建筑师的技术话语权（见后文“3 同一在地建造网络与两个不同民宿项目”）。经过多年在地化后，这层网络并不对外封闭，在很多项目中可以处理突发状况（例如建造错误等）。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在很多项目（建造事件）中，都是在与中间层的人和物形成“行动者同盟”，一起解决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平台期。如果说前30年的建造主旋律是高效化与体系化的空间生产，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对于以上议题的关注，应该可以为生态且可持续的建造找到一种可能。
02
“回收”的策略：四个案例
在实践中，旭可建筑一直以来都有一条线索，即尝试突破既有成熟的民用建造体系，以修补匠的态度，就地挪用或借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建造体系来赋予场地特征。我们将这一系列的尝试称为“回收”的策略，并集中展示在2019年于天津大学举行的青年建筑师展览和论坛中。
昆山公厕是2018年旭可建筑在昆山参与的一个集群设计项目。基地是一块由厂房和住区杂糅而成的城市肌理中的无名街角小树林。设计以铁道混凝土枕木建造系统为基础，用高速路边上日常可见的水泥隔音板枕木系统为围护体系，搭建了一个坚实而开放的条形空间。枕木和地面之间的高差可容纳马桶下水和管线，厕所的隔间拟用当地木材市场的松木，在附近的木工车间加工后在现场安装完成。整个建筑不需要湿作业基础，将现场平整后即可施工（图3,4）。
▲图4 昆山公厕建造过程 ©旭可建筑
腾冲体验式农场是2019年旭可建筑参与的大景区开发配套项目。场地位于腾冲玛御谷中被溪流环绕的半岛上。设计拟就地取材，在附近的林场采购一批尺寸完全相同的木材，采用单一材料、单一组合（编织）的方式搭建，并根据具体位置（挡土墙、牛栏猪圈的围护墙、篱笆）改变编织密度，来获得不同使用性能，以此给予整个场地统一的特征（图5,6）。
▲图5 腾冲体验式农场 ©旭可建筑
▲图6 腾冲体验式农场建造网络 ©旭可建筑
《漂亮的房子》是2018年旭可建筑参加的一档真人秀节目。节目选定嘉兴南北湖一个废弃荒村，并组织一组建筑师和影视明星一起“重新建设”新社区。我们的基地是位于村口的几座已废弃多年的破损老屋。设计拟按两个阶段来开展：第一阶段是在项目基地上搭建临时的在地木工坊，组织参与节目的各方在工坊中修复从荒村回收来的废弃家具；第二阶段是将木工坊改造成村子入口，并结合结构加固来修补几个老屋，成为新社区的公共空间，而第一阶段修复的家具将会成为第二阶段的室内陈列（图7,8）。
▲图7 “漂亮的房子”改造设计建造过程 ©旭可建筑
▲图8 “漂亮的房子”效果图 ©旭可建筑
以上三个项目均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建成，仅顺德ALSO广场搭建项目实现了，这是2023年旭可建筑为位于美的总部底层、名为ALSO的主理人式商业广场（图9）搭建的临时市集，搭建用时3天，搭建费用不到10万元。
▲图9 顺德Also广场场地情况 ©旭可建筑
借用现场支撑凤凰木的防风支架，将支架用半透光的红色帆布围绕，搭建了13组围绕凤凰木的凉棚，形成广场中的视觉焦点。夜晚时红色帆布会被现场的埋地景观灯打亮，像一个放在地面的大灯笼（图10,11）。搭建充分调用了在场要素并进行了转换和连接，省去了建筑师专业工作中的图纸绘制，从意象直达建造。
▲图10 顺德Also广场设计草图 ©刘可南
▲图11 顺德Also广场建成效果 ©旭可建筑
在设计中我们聚焦于人对材料的反馈（各种手工技艺）和材料对人行为的限制（有限造价和已有的支架系统等），并从这个角度介入在地的物质、工艺和人的连接与转化。通过“回收”和“挪用” 现场现成的材料和技术完成搭建。
于是形成了几组对应的转换关系。1）物质材料的转换：防风支架转换为灯笼的支架和棚子的支架；地灯转换为灯笼的光源。2）现场工艺的转换：绑——在现场，绑结用于树和防风支架的连接，设计则用绑的技术来制作灯笼；铆——耳板铆结用于连接不同杆件，保证一定的容差并方便施工，在凉棚的横杆处理上采用了相同的方式。3）人的转换：绿化队工人转换为建造工人。
项目完成于2023年5月，那时候已能从柳亦春老师的朋友圈看到犬吠工作室在乡村实践中的图表绘制方式，我们觉得很适合用于描述这个项目，于是也尝试通过图解的形式进行表达（图12）②。
▲图12 顺德Also广场装置设计图解 ©旭可建筑
03
同一在地建造网络
与两个不同民宿项目
在地建造网络意味着一种开放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建造可以突破日渐细分的工业体系分工，建筑师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能调用更多维度的资源，获取更大的自由。在两个民宿项目中，设计避免了在供应链中做选择题的方式，而是将项目看成一个开放的建造体系，通过调配材料组合方式和组合关系来回应外部限制条件并提供体验。
两个项目都位于长三角地区，其中大乐之野计家墩酒店位于昆山，是平原水网地区的新建项目，而大乐之野勤勇小学酒店位于宁波，是山区小学校的改建项目。
民宿项目的客群主要来自大城市，这两个项目距离中心城区都不太远（距离上海和宁波均1h左右车程）。在这个距离内，可以调用中心城区的表层建造网络，而且在造价上也允许采用一部分尚未在地化的城市建材，空投到乡村完成建造。这是大量类似项目的处理办法，因此采取哪一层的建造网络，是设计的主动选择。在这两个项目中，我们都尽量避免了位于表层的定制化技术体系，而是采用位于底层和中间层的建造网络在现场进行编织，使砖混结构和混凝土、小截面型材钢构和现场制作的木作体系（包括木门、木窗的外围护体系，以及室内房间的隔断、屏风和固定家具等）相互配合（图13,14）③。
▲图13 建材市场、施工队与项目基地 ©旭可建筑
▲图14 建材市场、施工队与项目基地 ©旭可建筑
所有的材料虽是就近获得，但重点不在物理距离，而是它们都是“无印良品”，是不受某个特定的部品品牌（如门窗）的专利保护的泛用型材工业部品。因此建筑师和工人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整和拼贴。“无印良品”也是中间层技术网络的特征——材料在地化之后的泛用化和普适性。
计家墩酒店的开放建造网络，让建造可以突破选品的限制，从而回应项目在布局层面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图15）。开放的建造网络，让设计可以将钢结构体系、木门木窗的外围护体系、室内隔断体系和固定家具体系的构件尺寸协调一致（图16）。这个操作在体验中增加了视觉层次，将室外景观、室内空间和镜中倒影加以拼贴，从而模糊了由于项目投资限制和包栋运营模式带来的尺寸偏小的体验问题（图17），其中设计与施工中的关键环节如图18所示④。
▲图16 计家墩酒店建成效果 ©陈颢
勤勇小学酒店项目利用了开放建造网络的另一种可能性，即减少供应链细分带来的精准度的冗余，并消化这种冗余带来的额外时间和人力代价。
勤勇小学酒店的情况比较特殊，从设计到建成总共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极短的时间周期内，设计和施工有较大重叠，是一个很典型的 “三边项目”（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设计一方面尽量减少土建的修改量，另一方面通过在现场大量制作硬装的方式来消除后场和现场之间可能出现的误差和错误（老建筑变形比较严重，每个房间的大小都不同，没有统一尺寸）。现场共有50多位木工，在一层西侧、门厅和加建的屋顶餐厅中搭建了三个木工坊细分木料，在三层西侧露台搭建了金工加工坊制作金属加工。在原教学楼部分，每层均设有一个木工班组，完成并细化各层室内装修（图19-21）。
▲图19 勤勇小学酒店的现场施工流程及空间分布
©旭可建筑
▲图20 勤勇小学酒店施工现场 ©旭可建筑
▲图21 勤勇小学酒店建成效果 ©陈颢
专业分工的最少化，不仅减小了精准度的冗余，也减少了动员复杂供应链所产生的额外花销，让项目的总造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驻场建筑师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需要在了解设计的空间意图后，通过图纸的手段和工人师傅对接。此外，工地上的沟通语言往往不是绝对尺寸，而是控制线之间的关系。
04
建造网络中的统一战线：
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
建造是一个社会性和过程性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在网络中工作，通过调用“被让渡”的权利——设计形式的作者权、技术路线的选择权、施工现场的决断权等来实现自己的设计。而看似通用的项目推进（方案-扩初-施工图）和项目管理（设计-施工-监理）的表层制度，在实际的项目环境中永远存在具体的博弈关系，在看似完美的 “现代”管理制度的表层之下，存在着各种断裂和藕断丝连。
在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项目的大量现场协调工作中，旭可建筑借助五金型材建造体系在现场赋予的“技术话语权”，深化建造细节并实施建造。
巴城位于苏州昆山，接壤上海，是驰名土特产大闸蟹的产地，因接纳了上海的外溢第二产业而实现了人口聚集和空间城市化，在经济上更是成为中国百强县之首。
项目基地位于巴城城市化区域的边界上，是一所吸纳了临近工厂务工人口而建立的住区配套学校。从卫星图上可见，基地周边大尺度的肌理由追求效率和密度的住区、大工厂和蟹田拼贴而成——这也是昆山比较典型的城乡肌理（图22）。
▲图22 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场地情况 ©刘可南
作为公立的住区配套学校，这个项目在完工之前都没有具体运营的校方可供对接，因此设计任务书参考了教育类建筑的设计规范。九年一贯制学校意味着小朋友从7岁到16岁都要在这个学校空间中度过。九年时间，小朋友的身心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设计从回应这个问题开始，用相对小尺度的围院回应小学，用长条体量布局回应中学（图23）。而共用的图书馆、实验楼和风雨操场则居于小学和中学中间。这些建筑体量共同围合成一个大合院，对基地外侧的居民楼形成视觉上的遮挡，给合院创造稳定的氛围（图24）。
▲图23 不同倾向的中小学平面布局 ©旭可建筑
▲图24 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功能布局 ©旭可建筑
学校虽然在设计阶段没有具体的任务书，但当运营起来之后，却每天都有很具体的事件发生，校园建筑的内立面会被各种课程布告、宣传栏等布满，形成一种日常氛围。教学活动的痕迹会自然地从教室内部空间溢出，并在立面上得以呈现。因此，我们采用轻型钢结构的垂直绿化立面来塑造合院的氛围，一方面为各层走廊空间提供遮蔽，另一方面为将会布满教室立面的各种教学溢出罩上一层统一的面纱（图25）。
▲图25 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
功能布局钢结构立面与丰富庭院 ©刘可南
基地本身没有地形起伏。设计结合地下停车的挖方做了局部的在地土方平衡。通过堆土让学校中间的大合院有了下沉的体验，同时避免在底层布置普通教室，而是留出大量的公共空间给小朋友玩耍（图26）。
▲图26 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剖面图 ©旭可建筑
在设计和建造的多方参与者中，旭可建筑是唯一的非本地单位，也因此在概念阶段通过地方第一领导认可后，在设计深化和技术文件的制作上进入了在地网络的逻辑中。在地网络的底层逻辑，一是效率逻辑，二是“肥水不流外人田”逻辑——项目的钱来自地方，因此要反哺地方实业。本地设计院的效率逻辑导致技术图纸深度不足，而在地网络的“反哺”逻辑导致供应链选择有限甚至是没有选择。在地建造网络展示出对于非在地网络的抵抗性，直到以施工总包单位选定为标志的在地资源分配的再完成时，我们才得以在现场施工阶段重新介入。
在建造网络方面，混凝土建造网络完美地回应了在地网络逻辑：混凝土体系的技术相对简单，设计院出图方便；昆山有很多混凝土搅拌站，混凝土材料简单易得；混凝土材料施工容错率高，且不容易漏水，不怕火烧。
在现场协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钢建造网络是可以同盟的对象。对本地施工队来说，钢结构施工有一定的技术门槛（相对混凝土体系），如果施工不到位，后期维护会增加很多额外成本。本地网络动用了供应链，找到了一家非本地钢结构施工单位做分包，而设计院只需要完成简单的计算施工图，就可以把深化加工图打包给钢结构施工单位，不耽误效率。并且混凝土建造网络和钢建造网络在时间上也可以错开，钢结构分包单位的加工图深化阶段位于混凝土结构开始施工后，有相对充足的时间，且不影响在地同盟的效率（图27）。
▲图27 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设计与施工时间线 ©刘可南
两种资源网络的构成关系如下。1）在地资源网络：本地设计院、本地国投平台、本地施工总包、本地材料、混凝土建造网络；2）非在地资源网络：建筑师、钢建造网络。
因此施工现场也是博弈现场，在混凝土体系的建造过程中，我们和钢结构施工方对于钢结构加工图做了大量的深化工作，调整和提升了现场体验。例如，风雨操场以混凝土框架作为骨架，外侧与顶面采用钢结构作为支撑与围护，立面采用了透明度较高的波纹阳光板挡雨。在混凝土框架的施工周期内，我们和钢结构施工方配合优化了钢结构加工图纸。一方面，取消了大量的抗风柱，并将设计院设计的拉管改成拉索，以减少钢结构的阴影投影面。另一方面，将钢构件连接方式由焊接改为铰接，在视觉上形成了沿水平构件的节奏（图28,29）。
▲图28 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风雨操场结构调整
©旭可建筑
▲图29 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风雨操场建成效果
©旭可建筑
统一战线的特点是对立和转化。在施工中，我们和施工队伍逐渐熟悉，从总包头到每个班组的组长，熟悉之后他们也愿意牺牲效率，以控制精度品质。两年时间并不短，我们感觉到自己逐渐在地化了——在网络中调动资源的方式在地化了，虽然诉求仍然不同。
在两个民宿项目中，供应链体系的整合回应了项目功能任务书的限制条件。而在巴城九年一贯制小学项目中，供应链体系的断裂给予建筑师在现场操作钢结构体系的时间和空间，并在视觉上提高了项目的品质。与钢建造网络的结盟也拓展了我们对于驻场的认知：驻场的工作不仅仅是落实图纸，而是在相对宽松的时间跨度内，与设计中预先安插的技术网络一起推动设计。这也给设计一个超越图像的启示——安插同盟，在现场工作中“后发先至”。
借助这个讨论，也拓展了在地建造网络对于建筑实践的另一层认知。笔者观察到，在大部分建造事件中，建筑师只有在自己熟悉的建造网络中才能施展出本事。这里的建造网络其实也是社会网络，“作为空间概念的技术网络，它的运转是基于对于人和非人的资源在不同空间的调配实现的”[2]。在地域性实践中，建筑师可以调用的建造网络，和建筑师与在地社会网络的介入程度息息相关。而地方上的建筑师对于地方网络的调动方式，和资源投放型的建造实践有本质不同。也许这更接近地域主义建筑实践的本质。
05
都是“乡”建
2024年春节刚过的一周，笔者有幸去到东京参与了东京工业大学的评图，并参观了日本青年建筑师能作文德、川岛范久和金野千惠的展览和项目。
对于日本当代建筑师的实践，一方面感叹他们的想象力和勇气，另一方面也觉得和中国国情有巨大不同。有别于日本相对碎片化的土地和资源状态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多样性，中国的情况更像是在自上而下的大型社会框架中谋求局部的具体，以求在应运而生的大型空间框架中的局部敏感性，从而带来多样性的可能。
而关注建造网络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在地建造网络事实上是大工业化体系在地化过程中和在地建造网络相互结合的结果，而物质的结合也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供应链条的结合。这对于建筑师的工作来说，应该成为一种资源。
对于在地建造网络的关注，也可认为是讨论“半工业化”议题的一条具体路径。史永高老师指出“半工业化”首先是一种外部条件，但同时也是实践意义上建筑所具有的内在品质[3]。而麦海里·麦克威卡（Mhairi McVicar）在Precision in Architecture 一书中，通过对四个欧洲建筑师经典案例的解析，进一步揭示出这种建筑内在品质并非由“半工业化”的外部条件所决定，而是建筑作品性的必然构成部分[4]。我们可以论断在每个具体的建造事件中，都不能忽视建筑师作为“湿件”⑤在普适系统、具体情况和场地中所发挥的粘结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讨论在地建造网络，也存在跨越城乡和文化的普遍性。
最后决定给本文取名“都是‘乡’建”，也正是因为以上原因。很显然这是个过于简单化的标题，但用于回应当下城乡之间的复杂问题，也许未尝不可。正如尼采所说，思考复杂问题，就像是洗冷水澡，你必须很快地跳进去，再很快地跳出来。
而对于我们来说，作为一个位于上海的建筑事务所，我们在各种城市对于乡村的投射关系中开展乡镇建造实践。同时，也意在通过依然存在于工业和民间交锋面上的丰富网络，来尝试建筑师在网络中作为有作者身份的行动者或协调者的实践路径——智性地回应限制条件，敏锐地发觉物的能动性，再加以引导和调整来得到形式和体验。这是在我们介入乡村项目的十年间，一直在探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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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 轻工业型材技术网络的在地化，是一个从1949年后工业体系标准的正式制定开始，直到当下的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1978—1994年间发生过相对剧烈的城乡建造技术网络的流动时期，而这一时期中建立的城乡之间的连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下乡村的面貌。1978年开始的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放了乡村生产力，引发了乡村营建的喷发期。而巨量的建设需求让设计人员无法直接下乡进行具体的设计，仅能采用农村住宅设计竞赛和通用设计图集的方式。这一方式因不能回应乡村多样性的需求而失败。因此这段时间内乡村基本采取自建房的方式。自建模式主要包括农民自建、农民互助、村内施工队建设以及专业施工队建设这四种方式。这是乡村第一次出现专业的施工队伍。1979年以来，全国约有500多万人参加了乡村建筑施工队，其中将近一半专为乡村盖房。专业的施工队伍和大量的需求，让工业材料在乡村有了市场，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也让水泥、钢型材制品等逐渐实现了在乡村的生产在地化。自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分税制、房地产时代开始，房屋价值的提升丰富了整个行业。同时位于表层的各种技术网络开始出现，大城市建造开始进入部品时代。1994年，轻工业部解散，五金机械采购停止运作，也意味着国家推进的轻工业民间化过程完成。1978—1994年间，建筑师通过图集介入的方式虽然无效，却带来了国内各种实用手册出版和销售的黄金期，民间存在大量对于技术在地化和吸收技术的需求，工业技术网络体系随着这些手册去到乡村，在乡村施工队的手里和当地施工材料、技术进行再整合（详见文献[5]）。
② 1）在预算和工期的夹击下，采用现场已有的手工连接方式，可以控制成本、节约时间，并能回应现场已经存在的建造误差；2）横杆的铆接方式保证一定程度的松动可调整，让工人在松动的搭建中，还能在现场通过微调实现横杆水平；3）红布的绑接包裹了防风支架，遮挡原有杂乱的杆件，形成新的视觉焦点；4）麻绳通过结合金属件嵌入地砖拼缝的方式固定于地面，工人不用在地砖上重新钻孔，保证现有场地铺装不被破坏；5）新加的红布和现有景观灯形成新的组合，产生了“火塘”的意象；6）分散于场地的、围绕“火塘”的小聚落式单元组合布局提供了“游牧感”的意象。③（1）施工人员：大乐之野计家墩酒店和大乐之野勤勇小学酒店使用了同一批来自南通的施工队伍。这个队伍以参与大城市室内装修项目为主，因此木工活和金工活的技术都不错。木工是技术性比较高的工种，这个施工队伍有自己的木工培训机制，内部通过师徒制的方式传承手艺。而南通有发达的船舶制造业，因此施工队伍的金工工匠大多是南通船舶制造业的外溢工人，也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2）材料：1）土建材料中，水泥、砌块等均就地购买，混凝土来自当地搅拌站；2）工业材料、型材、木板材基本都在上海郊区的大型综合建材市场购买，比如九星市场、泗泾五金城等，因为两个项目都在大城市的物流和供货的辐射圈里面，而工地临时需要的材料就在村子附近的市场购买；3）木材购于苏州横泾旧木市场，是回收的松木老房梁，自然风干多年、性质稳定，运至现场后进行加工备料。④ 图18基于2018年刘可南和冯仕达先生在项目现场的5次对谈绘制而成。图表记录了设计和现场的一些关键过程，其中红线框内部分为本文讨论的内容。两侧都是项目的外部限制条件。设计在回应限制条件中展开，并导向了居于中间的现场体验。左侧是项目空间布局上的一些限制条件，如外部的景观面和村子后期新建民宿之间的动态平衡，包栋运营模式带来的体量切分，总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房间大小和面积的平衡等。右侧是建造上可预判的一些困难，例如施工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以及建造精确度的不可控。 ⑤“湿件”（Wetware）是一个从计算机科学领域发展出来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鲁迪·拉克（Rudy Rucker）等人的著作而逐渐流行起来。它与“硬件”“软件”相对应，并列为IT第三大件，通常指连接和操作计算机软件、硬件的人，如程序员、操作员、管理员，以及与系统相连的人类神经系统，因人脑细胞存活于液体环境中而得名。后来，“湿件”的含义日渐广泛，还可以指储存于人脑之中、无法与拥有它的人分离的能力、才干、知识等。参考文献
[1]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7−22.
[2] Moore S A. Technology, place, and nonmodern regionalism[M] // Canizaro V B. Architectural regionalism: Collected writings on place, identity,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7: 432−442.
[3] 史永高. 身体的置入与存留——半工业化条件下建构学的可能与挑战[J]. 建筑师， 2013（1）：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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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叶露，黄一如. 设计再下乡——改革开放初期乡建考察（1978−1994）[J]. 建筑学报，2016（11）：10−15.
推荐阅读
塚本由晴. 从“空间”的视角到“事物关联”的视角[J]. 许天心，王梦龄，译. 建筑技艺，2023，29（12）：8-10.
郭屹民，金野千惠，大野博史，等. 共愉的风景——品鉴春日台中心[J]. 建筑技艺，2023，29（12）：33-51.
作者简介
刘可南
上海旭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本文刊登于《建筑技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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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付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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